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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地包容:通过公共艺术发展包容的新加坡

新闻来源: 同济规划TJUPDI 于 2018-01-12 12:25:42  



张道泉

新加坡国立大学地理系副教授


“可持续与包容性发展”是今年城市与社会论坛的主题,所以我尝试从这个角度来谈谈公共艺术和公共项目如何能够帮助人们感受到包容性。每当提到公共艺术时,我们往往想到著名国际艺术家的纪念碑和雕塑作品。但在新加坡,公共艺术正越来越从国际艺术家和著名雕塑转向我们所称的街头艺术和社区艺术,这些艺术由人们所创作、为人们所享有,它们往往是由不知名的大众艺术家在远离城市中心的地方创作的。这就是今天我要讲的:非主流艺术家创作的非主流艺术,而包容性也蕴含在其中。


新加坡有两种包容性的文化。首先是街头艺术,可以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人居住的甘榜格南(Kampong Glam)这样的民族街区、或者铁路走廊(the Rail Corridor)看到。在上海和北京也会看到类似的街头艺术。


第二种我们称之为社区涂鸦,通常在公共组屋的一楼可以看到。80%的新加坡人居住在组屋这种高层建筑里面,一楼的墙体成为社区艺术的空间,而不是空白的墙面。


我主要聚焦在社区涂鸦上,探讨这些艺术作品是怎么从我们所谓的“创造性场所营造”中产生的。创造性场所营造的概念试图囊括大众成员、由艺术家培训他们,在普通的日常景观当中进行艺术创作。


背景

包容性规划不是一个新概念。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区艺术、或参与式艺术的理念描述了艺术如何能够将社会连接在一起,就是所谓的城市艺术运动中的“社会转向”。当谈到社会转向,我们谈论的是社会、市民是如何参与到城市再开发中的,而不仅仅是政府规划者、或精英、官员。这样做会产生一种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感觉,也有一些技能训练和提升。


近几年出现的“创造性场所营造”的活动,是一个空间转向和艺术运动。这种空间转向的主导不是政府,而是艺术组织当中的艺术家。在政府的资助和建议下,艺术家或艺术组织让公众参与进来,培训他们、招募他们作为志愿者并参与街头艺术。整体目标就是通过画画让人们聚集在一起、认识自己的邻居,同时他们会感觉在共同为环境做一件事情,在景观中就会产生一种社会联系感。在一个产生巨大变化的社会里,至少你可以说通过共同创造和美化这个景观的过程,你和他人联系在一起了。




图:创造性场所营造活动


三个“组屋底层画廊”的包容性艺术

例举三个新加坡画廊的实例。在粉刷之前,墙上没有任何东西,它们只是一楼空旷空间里的一面空白的墙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已经变成了画廊,而艺术家正是那些住在楼上的人。这三个组屋底层画廊分别位于麦克弗森(Macpherson),波那维斯达(Buona Vista)和玉宝苑(Gek-Poh Ville)三个公寓的一楼。可以看到,这些涂鸦的风格从印象主义、波普艺术到立体主义,风格各异。



粉刷前的空白墙壁



麦克弗森:印象主义(2011)



波那维斯达:波普艺术(2012)



玉宝苑:立体主义(2014)


我想要探讨三个问题:首先,政府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以及政府是否真的处于次要地位?我们都知道,在新加坡政府总是占主导地位,很少有项目中政府会退居二线。第二,在与社区和邻里的合作中,艺术家以及艺术组织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最后,我曾经和这些在墙上绘画的艺术家交流过,问他们:是否感觉和邻居们联系在一起了;居住在他们自己创作了艺术作品的环境中,他们是否有归属感?首先我将从政府说起,之后我们再聊聊艺术机构,最后是艺术家们。


(一)政府视角:包容性政策?

对于政府来说,这些房屋的空白墙壁似乎是把社区凝聚在一起的绝佳机会,不仅能将居民聚集在一起,还给予居民通过艺术和文化表达自己的机会。政府把团结、招募和培训居民的角色交给艺术组织,而不是由政府自己来做这件事。艺术组织是非政府组织,基本上会招募成百上千的人在墙上作画。不过,在做了一些研究后,我想说,政府不是被动的。在社区涂鸦创意的概念形成中,新加坡政府持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作用。


我采访过一位国会议员说,她是第一个提出在麦克弗森设立组屋底层画廊的政治家。她是这样表达她设立组屋底层画廊的想法来源的:空间是如此安静空旷,非常适合艺术表达。她环顾所在的公寓,决定把重点放在C区。C区的人们非常乐于接受新思想,而且它位于一个非常关键的地点——它是社区的入口。她认为,她能通过这些艺术品提高居民的整体生活水平。在之后与政府官员交谈的过程中,她明确了艺术作品的战略目标:是人们表达自己的机会,也是提高整体生活水平的机会。但她选择组屋底层画廊的地点也非常有战略意义,这是一个非常方便人们看到它的地方。


既然政府选定了地点,是不是由公众来选择涂鸦的风格呢?比如这里的梵高和印象主义,或者其他地方的毕加索和波普艺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画廊里面的梵高风格的作品是由这位国会议员选定的。她说她也曾考虑过是否应该让居民自己选择艺术风格,但是因为这毕竟是新加坡第一个社区画廊,“最好由我来做决定,我会选择一个人们都能辨认出来的著名艺术家创作的经典艺术作品,而不是给予绘画者、艺术家和居民全部选择权”。所以,我不能确定这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包容性的艺术,在座的各位可以讨论这个问题。


采访过议员以后,我意识到政府的角色并不是被动的。在营造场所的过程中,尽管按道理应该是艺术家和艺术组织来主导决定画廊的概念、地点和艺术作品,但实际上还是政府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二)NGO的立场:与社区合作?

第二点,我想讨论一下非政府组织的立场。这是一个艺术组织,叫做“社会创意”,它的目的就是让新加坡人开始画画,从而使他们为了产生参与感,并学习一些新的技能。总的想法是让新加坡的墙壁色彩斑斓,使新加坡成为一个视觉和情感上都是和国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然而,为什么绘画可以带来更紧密的社会联系呢?因为实际上绘画的艺术家们并没有参与任何决策过程。我问那个艺术组织:你们到底是怎么做的呢?他们说,“实际上我们有一个着色书的概念”——艺术家在墙上画轮廓,然后用数字1、2、3、4来编号,之后由公众成员进行上色。比如1号是蓝色,他们就画蓝色,2号是绿色,他们就画绿色,所以居民很少有创造的空间。实际上专业的艺术家们负责画开始的20%和最后的20%,公众只需要做中间的60%的部分——在空白处填入颜色。确实,你可以看到公众的参与,但所做的事情基本上只是填满空白的墙面,而不是做一些更有创意的决定。所以我再一次问了“社会创意”的创始人,他说,“艺术应该是快乐的,所以我们只想要快乐的作品”。不过梵高自杀了,对吧?所以艺术并不一定是快乐的。但是这位创始人的想法是,“我不会创作任何黑暗的艺术作品或者向新加坡人介绍任何黑暗的艺术作品,而是创造出色彩斑斓的、快乐的艺术。



图:涂鸦创作中


因此,我质疑这整个包容性艺术的概念。首先,这种艺术是包容的吗?公众成员只是按要求填色,而不是决定在哪儿画、画什么、如何完成艺术品。第二,我甚至质疑这到底是不是艺术。有人会说这些只是装饰品,不是艺术,因为艺术应该激发人的思考,艺术不一定要是快乐的,艺术应该是思想的表达。如果你心情不好,你会以特定的方式去绘画。


(三)社区经验:归属感?

最后,关于参与绘画的社区。在某种程度上,一些结果是可预测的。许多艺术家说,“因为和邻居一起画画,现在我认识了我的邻居,我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对我来说不再陌生。我现在坐在这个画廊里和邻居交谈,因为这是一个更加有益的(conducive)环境”。


然而,有趣的是,我没有料到许多居民问,“为什么没有询问我们是否应该在这个地方建社区画廊呢?为什么没有询问我们这里画的是梵高的还是新加坡艺术家的作品?波普艺术、印象主义和立体主义,为什么这些作品都来自外国人之手呢?有没有可能在新加坡的空间的展示新加坡的艺术特征呢?”因此,我与参与绘画的艺术家们交谈,他们说,“我们可能难以欣赏欧洲或美国的艺术作品,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希望能在社区画廊里看到熟悉的新加坡形象,比如渔民,新加坡猫和胡姬花。既然新加坡一直致力于建设创意城市,也许我们应该鼓励新加坡艺术家的作品,而不是推广欧美艺术作品。”


我问的下一个问题是,“你将来还愿意继续参与社区涂鸦创作吗”?不幸的是,80%的人会说:“不,我不想再次参与了,因为我并没有真正交到朋友。确实,我因此认识了我的邻居,但在绘画时间里,我们的互动是如此之少以至于我从来没有真正结识到新朋友。我们基本上只是被动地画背景,而不是近一步了解艺术。我们只是自愿的、免费的画家,所以我不会再做第二次。”


总结

我们刚才讨论的是一个被认为应该是包容性的空间:新加坡组屋底层画廊——公众绘制的公共画廊。从某种意义上说,志愿者在城市中绘画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在很多城市都有,包括七十年代以来的亚洲城市。就新加坡而言,新的点是这些画廊存在于郊区而非市中心,存在于居住环境中而且艺术家是居民本身。我已经介绍了创造性的场所营造这一概念,即公众参与美化自己的居住环境,同时结识他们的艺术同侪。


我考察了三个要素:政府、艺术家及艺术组织、居民。政府并不是扮演被动的角色——新加坡政府在创造性的场所营造过程中依然扮演着主导角色,虽然事实不应该是这样的——创造性场所营造应该由艺术家和艺术组织主导。某种程度上艺术家和艺术组织是有主导作用的,但是问题是他们真的把公众纳入进去了吗?以及他们是否真的在创造艺术、而不仅仅是涂鸦和装饰?关于居民,他们的意见并没有被考虑、他们想知道为什么画的不是新加坡艺术家的作品,还有居民会说“我不想再次参与”,这些事实都给创造性场所营造的过程带来了反思。


文章来源:2017“城市与社会”国际学术论坛

翻译:方沁文

编辑:邓世碧

校审:钟晓华

网编:网事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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